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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看下面一個問題，假使公權在合乎公法的基礎上所行使，而它的行使能夠真正符合公共意志嗎？在這里，顯然要打出一個問號，因為公權並不一定是由公眾每個人做出的，公眾也不可能做出一個全員同一的決策，那麼公權不可避免的帶有一部分的意志，那麼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不可以推測公權在更加微觀的環境下直接反映握有這項公權決定權的那一位領導人的個人意志？假使這是成立，那麼這個問題就會變得更加複雜和矛盾。如果，一個人在一個問題上它反映了多數的公眾意志，並在公眾意志的基礎上加入了個人意志的話，公眾如何避免這個個人意志不是公眾意志的表述，即是說他的個人意志不會給公眾帶來負面，而且確實反映了公權設立的預想？
0 0 0 2 拷貝二維碼 《支配社會學》

#決定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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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社會學》[10句]

假設，公權在一定條件下，或者在更多程度上反映了私權，那麼本身公權便可以由個人意志或部分團體意志作為一種強制力量來推行，同時推行這種行為或意識的本身又是公眾所需要的，那麼這便陷入了一個那方力量都無法控制公權狂奔的危險區。 0 0 0

家父長的權力與兒子的恭順，基本上需要奠基于一種實際的血緣關系——雖然通常都是基于這樣一種關系上。 0 0 0

卡理斯瑪自然是種原則上相當個別化的特質，因此，其把持者的使命與力量，並非通過外在秩序，而是從自己內部發生實質的限制。換言之，使命（就其意涵與內容而言）可以針對限定于地域的、種族的、社會的、政治的、職業的、或任何方式的團體，並且通常也是如此；而以此，使命所針對的團體之范圍，便為此一使命劃下界限。 0 0 0

公法與私法。其實無異于談到權力的公權與私權。公權的代表者顯然是國家層面的，尤以政策法規，以及法律為主，它們被看做是一個國家意志的代表，並且伴以強制性所著稱，所有人都必須以此作為基礎來服從。同時，私權代表者是個人權力，簡單點的表述即是一個老板有權讓他的雇員去做一些分內之事，但雇員有權拒絕，而老板無強制權讓其去行動。這同時帶來一個問題，老板肯定會開除不聽他指令的員工，但這屬于財產權，一定程度上並不屬于私權和公權的范圍。但它所表露出來的現象是可以追溯到動物本能的領地意識，即個人生存范圍，這點上模糊了現代公權與私權的范圍。 0 0 0

我們來看下面一個問題，假使公權在合乎公法的基礎上所行使，而它的行使能夠真正符合公共意志嗎？在這里，顯然要打出一個問號，因為公權並不一定是由公眾每個人做出的，公眾也不可能做出一個全員同一的決策，那麼公權不可避免的帶有一部分的意志，那麼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不可以推測公權在更加微觀的環境下直接反映握有這項公權決定權的那一位領導人的個人意志？假使這是成立，那麼這個問題就會變得更加複雜和矛盾。如果，一個人在一個問題上它反映了多數的公眾意志，並在公眾意志的基礎上加入了個人意志的話，公眾如何避免這個個人意志不是公眾意志的表述，即是說他的個人意志不會給公眾帶來負面，而且確實反映了公權設立的預想？ 0 0 0

卡理斯瑪支配無論在哪一方面——當然也包括經濟的基礎這方面——都與官僚制支配正好相反。官僚制支配要靠恒常性的收入，特別是貨幣經濟與貨幣租稅來維持，而卡理斯瑪則雖生存于此世，但卻不賴此世之糧維生。不過，這有必要加以正確地理解。卡理斯瑪有時確實是有意識地避忌擁有及賺取錢財，就像聖方濟和其他抱有同樣思想的許多人。只是，這當然並非定則。如此，在我們價值中立的用法下，一個天才型的海盜可以是個“卡理斯瑪”的支配者，而卡理斯瑪的政治英雄則去追求戰利品——特別是錢財。 0 0 0

一切超日常的需求，換言之，超出日常經濟范圍的諸多要求，則往往于一個原理上完全異質的基礎上被滿足，特別是卡理斯瑪的( charismatic)基礎上。我們越是往曆史回溯，此理就越是真切。道理在于：當危機(Not)出現時，不管是心理的、生理的、經濟的、倫理的、宗教的或是政治的，此時，“自然的”領導者就再也不是被任命的官職人員，也不是現今我們所謂的“職業人”(意指嫻熟專業知識並以此賺取酬金者)，而是肉體與精神皆具特殊的、被認為是“超自然的”（意思是說並非每個人都能獲得的）稟賦的人。 0 0 0

進入英雄性忘我狀態的能力，像是北歐的“勇猛戰士”(Berserker) ——有如一條狂犬般咬進自己的楣、咬向所有周遭的事物、直到躍人嗜血沖天的狂氣中——，像是愛爾蘭英雄秋秋連、或者荷馬的阿基里斯(Achilles)，無非是一種狂躁性的發作，人們長久以來即認為上述勇猛戰士的發作是借用烈毒而人為產生的；在拜占庭即豢養著許多具有這種發作素質的“金黃獸”，就像古代被養著的那種戰斗用大象一樣。薩蠻的忘我是和體質性的癲癇症連結在一起的，擁有這種症狀一和驗證這種症狀，及是卡理斯瑪資格的證明。 0 0 0

官僚制結構雖然在許多方面都與家父長制結構相對立，但兩者卻全都是以恒常性作為其最重要的特質。就此而言，他們皆屬“日常性的結構體”。特別是家父長制的權力，乃是紮根于必須滿足那往往接踵而來的、一般的日常需求；因而，在經濟里，或更確切一點，在以一般日常手段來滿足需求的經濟部門里，家父長制的權力找到它的自然根據地。家父長即日常生活的“自然領導者”。准此，官僚制結構不過是家父長制之理性轉化的對照版。它同樣也是個恒常的建構，是基于其理性律則的體系，致力于以通常的手段來滿足可預算的持續性需求的一個結構體。 0 0 0

與任何官僚制官職組織類型相反的，卡理斯瑪結構並不知何謂卡理斯瑪之擔綱者及其輔佐者的任命與罷免、“資曆”與“晉升”的任何形式與規律程序，他們既沒有“俸給”，也沒有規律性的專門教育；卡理斯瑪結構亦不知何謂監督部門與上訴法庭，以及這類機關之地方性管轄區及其自主的、切事的權限之規劃；最後，在卡理斯瑪結構里，也沒有獨立于卡理斯瑪把持者個人( Person)以及獨立于其純粹個人性卡理斯瑪之存在的、常設性體制存在——如官僚制之“官府”。卡理斯瑪所知者，惟獨其自身之內在的確實與限度。 0 0 0

馬克斯·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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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斯·韋伯（德語：Max Weber，1864－1920）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哲學家，是現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響力的思想家。韋伯最初在柏林大學開始教職生涯，並陸續于維也納大學、慕尼黑大學等大學任教。對于當時德國的政界影響極大，曾前往凡爾賽會議代表德國進行談判，並且參與了魏瑪共和國憲法的起草設計。是同泰勒和法約爾同一曆史時期，並且對西方古典管理理論的確立做出傑出貢獻，是公認的現代社會學和公共行政學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被後世稱為“組織理論之父”。
馬克斯·韋伯與卡爾·馬克思和埃米爾·塗爾干被並列為現代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盡管他在當時主要被視為是曆史學家和經濟學家。迪爾凱姆遵循著孔德的方式，以社會學的實證主義進行研究。而韋伯以及他的同僚維爾納·松巴特（也是德國社會學最知名的代表人物）采納的則是反實證主義的路線，這些著作開始了反實證主義在社會科學界的革命，強調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本質上的差異，因為他們認為人類的社會行為過于複雜，不可能用傳統自然科學的方式加以研究。
韋伯的早期著作通常與工業社會學有關，但他最知名的貢獻是他後來在宗教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上的研究。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開始了他的研究，文中他顯示出某些禁欲的新教教派—尤其是卡爾文教派，教義逐漸轉變為爭取理性的經濟獲利，以此表達他們受到上帝的祝福。韋伯主張，受到這種理性教義基礎扶助的資本主義很快便會發展的越來越龐大，並且與原先的宗教產生矛盾，到最後宗教便會無可避免的被拋棄。韋伯在後來的作品里繼續研究這樣的現象，尤其是在他對官僚制和對于政治權威的分類上。在這些著作中他隱約了這種社會的理性化是無可避免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