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化要義》[10句]
    梁漱溟

    《中國文化要義》是國學大師梁漱溟先生的代表作,原書于1949年·被譽為中國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較的經典作品,書中充滿著“問題意識”。每個人從少年起就回避不了的人生意義問題,古老中國在清末以來所遭逢的民族前途問題,都把梁漱溟引向同一個中國文化。在梁漱溟看來,中國文化既是這兩大問題的根源,也是這兩大問題的解答,關鍵在于如何來認識這種文化。對中國文化本身,梁漱溟也從一些發人深省的問題入手來探討。中國的知識、經濟和政治無一稱強,卻何以曆史悠久、廣土眾民,以至于面對強悍日寇仍能持久抵禦?人們總說西方人是個人本位、中國人是社會本位,但如何解釋中國人的“一盤散沙”,甚至“缺乏公德”呢?中國文明那麼早就燦爛輝煌,但何以一直沒有發展出像樣的科學體系?中國缺的是民主本身,還是西洋近代國家那樣的民主?
    有人稱梁漱溟為“最後一位儒家”,也有人稱梁漱溟為“第一位當代新儒家”,但他自己,卻認為更恰當的評價是說“他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僅就“思想”而言,梁漱溟的最重要著作或許是1921年出版時就轟動一時的《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僅就“行動”而言,他的最重要著作或許是1937年出版的總結近十年鄉治運動經驗的《鄉村建設理論》。但如果確實要把梁漱溟當作“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甚至如他期望的把他當作“一個思想家,同時又是一個社會改造運動者”。那麼1942年著手撰寫、1949年6月完稿的《中國文化要義》,無疑是他最重要的著作。用時下流行的一個說法,梁漱溟的《中國文化要義》與他的其他著述一樣,充滿著“問題意識”。從大的方面來說,梁漱溟畢生思考的兩大問題是“中國問題”和“人生問題”。每個人從少年起就回避不了的人生意義問題,古老中國在清末以來所遭逢的民族前途問題,都把梁漱溟引向同一個中國文化。
    在梁漱溟看來,中國文化既是這兩大問題的根源,也是這兩大問題的解答,關鍵在于如何來認識這種文化。從小的方面來說,對中國文化本身,梁漱溟也從一些發人深省的問題入手來探討。中國的知識、經濟和政治無一稱強,卻何以曆史悠久、廣土眾民,以至于面對強悍日寇仍能持久抵禦?人生態度,或對于人生意義的價值判斷,在西方和印度都與宗教密不可分,而宗教觀念淡薄的中國人,卻是靠什麼提供人生意義、統攝眾人思想的呢?人們總說西方人是個人本位、中國人是社會本位,但如何解釋中國人的“一盤散沙”,甚至“缺乏公德”呢?中國文明那麼早就燦爛輝煌,但何以一直沒有發展出像樣的科學體系?中國缺的是民主本身,還是西洋近代國家那樣的民主?
    在梁漱溟那里,這些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中國文化的“體”如何應對西方文化的“用”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一個中國文化的“道”如何適應現代社會這個“器”的問題。梁漱溟寫《中國文化要義》的時候雖然已經不像他寫《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時候那麼著眼于構造一個建基于人生哲學的覆蓋全球的文化哲學,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普遍主義者,仍然設法用“本能”、“理智”和“理性”這樣一些西方人也能理解的概念來討論問題。在梁漱溟那里,中國文化對一個有意義人生的重要性不限于中國一隅;中國傳統文化的返本開新也不只是因為它對于民族生存和國家重建所具有的工具價值。梁自己也說過一句話:要讀他的《中國文化要義》,保存中國傳統。保存文化是對的,那一個民族能否定自己的文化?但想了解中國文化並不容易,讀《中國文化要義》恐怕不如讀《東西文化其及哲學》。1985年,《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出版36年之後,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書院舉辦的“中國文化講習班”上作的講演,題目也是“中國文化要義”。那時梁漱溟更加明確地指出:“世界未來的前途是中國文化的複興。我相信,人類的曆史,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後,不應該還是以物為先,而應該是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為先,以人與人之間如何相安共處友好地共同生活為先。”對今天如何閱讀《中國文化要義》一書,這是一條很好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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