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秋大義》[36句]
    熊逸

    《春秋大義:中國傳統語境下的皇權與學術》的構架,以上千年的縱深探究曆史,不但從中國文化中尋根溯源,還兼涉了西方人類學、宗教學、社會學、心理學,與過去強調“中華文化”的優點與特色不同,作者的著力點在發掘人類文化本源的共同之處,演變的結果和過程或許不同,但蒙昧初期的人類,卻擁有幾乎共同的規范。視野寬了,結論自然出現,如同在太空中看地球,不必用數學推導地球是圓的,就算原始人都看得出來,沒有別的原因,站的高度不同。
    中國儒家思想中其哲學思想的價值取向;儒家思想在社會價值、倫理道德和社會禮儀等方面的看法、取舍和褒貶。其本質就是個人在群體的社會生活中,在與其他人、周圍的環境等產生作用時,在個人行為選擇上所遵循的一套行為規范和其背後的思想原則。
    相傳孔子(B.C.551 -- B.C.479)根據魯國的曆料記載將魯隱元年(B.C.722)到魯哀公十四年(B.C.481)的曆史修成了一部史書,這部編年史書就被叫作《春秋》。共242年史事,大約有1.5萬字。《春秋》記事非常簡練,近乎大事年表。
    其後(也可能是同時)出現了《左傳》。《左傳》又稱《春秋左氏傳》或《左氏春秋》,記事起于魯隱公元年(B.C.722),終于魯哀公二十七年(B.C.468)。《左傳》約18萬字,也是一部編年體史書,它比《春秋》多記17年,同時也比《春秋》多很多史料。但後來儒家的經學家認為《左傳》是解《春秋》經之作,故西晉杜預作注時重加編排,首列《春秋》經文,然後分條記事,從此《左傳》原貌不可得見。《史記》和《漢書·藝文志》則認為它是孔子的同代人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
    孔子開了私學之風,由于《春秋》非常簡練,傳授時就需要解釋其文辭和史義。到了漢代,大約是B.C.100期間,就出現了著重從解釋《春秋》的文辭和史義上加以發揮的《公羊傳》和《谷梁傳》,先列《春秋》原文,然後逐字、逐層進行解釋。《谷梁傳》相對更遵從忠實記載史實的原則,而《公羊傳》則認為:《春秋》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觀點,處處包含“微言大義”。司馬遷(B.C.145? -- B.C.???)在《史記·孔子世家》中也稱,孔子寫《春秋》不單純記載史事,它的遣詞用字體現出一套褒貶書法,借此以表達他對社會現實問題的見解,寄托他的社會理想。這也就是《春秋》的“微言大義”。
    另一方面,相對于漢代通行的語言和文字,孔子寫《春秋》時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已經叫“古文”了,如果沒有注釋,當時普通文人恐怕也很難讀懂。因此,在傳授《春秋》時確實需要進行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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