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是您不是專欄作家也不是曆史學者,您是以台灣人“總統”的身份與日本人說話,您您的考慮必須比我們要多一層:除了單純的對曆史回顧的誠實之外,李先生,您還擔有前瞻性的政治責任。一個被殖民國的“總統”,在獲得自由之後,對殖民國說:感謝你教了我很多東西。 0 0 0
- 民意如果不接受批判又沒有自我反省的節制,可以形成可怕的暴力,帶來全體的災難。 0 0 0
- 二十多歲的人,可以是驚世才華正初露頭角,可以是碌碌凡人卻胸有成竹,而心理學家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執意將他當作"孩子",他,也就眾望所歸地變成一個"孩子"。 0 0 0
- 道德、宗教、烏托邦,種種高貴的理念,原來都是人類願望的投射,但借助于投射作用,鏡子里外的世界其實是相反的。 0 0 0
- 和許許多多改革者、革命家一樣,我曾經天真地以為專制政權被摧毀之後,自由就有了保障。十年回首,才知道那不過是個謙卑的開始。當人民自己掌握了權利而他對權力的相對責任了解不夠時,他對自由的威脅和專制政權一樣大。但是如果十年民主後的台灣顯得混亂,我們的結論不該是民主制度不好,而是我們的民主體制不夠成熟,不夠健全。 0 0 0
- 對民意的批判從哪里來?如果民意指的是大多數人的意見,那麼批判當然得來自少數人。民主的基本原則固然是“服從多數”,可是有一個不可或缺的下半句:“尊重少數”。在迷信民意、民粹主義越來越盛行的十年中,“服從多數”成為信條,“尊重少數”卻被輕易遺忘。權威政府和暴力是明顯而易見的,“多數”的暴力卻往往隱于無形,因為可能批判它的人,本身或許就屬于那多數而不察覺自己的霸道和粗暴。但是多數如果踐踏“尊重少數”的原則,它就是另一個形式的暴力集團,徹底違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 0 0 0
- 一次國際筆會,使我再度看見人為自己的理想所做的種種努力;支撐那個理想的原動力,我想,就是那在柳條間漂浮的鵝黃乳鴨所牽動的,人心中對生命的歡喜與敬重。然而在人笨拙的努力中,我更看見了難以克服的障礙:與理想並存的,是人的自私、狹隘、弱肉強食……。詩人即使拎起了皮箱,他所唾棄的罪惡並不因而停止。 0 0 0
- 您對日本語言和文化的一往情深,因此使我不安,在司馬遼太郎的訪問中,您對四十年的國民黨高壓統治批評頗多(沒有一件是不對的),可是,在談“悲哀的台灣人”時,卻隊伍十年日本殖民統治不置一言。您說在1945年後國民黨的統治下,人們晚上連覺都睡不安穩——那麼1945年前呢?我也知道,在思想鉗制上,當年的國民黨要比日本殖民政府蠻橫得多,可是您畢竟是在和一個日本人對話,與《朝日周刊》廣大的日本讀者在溝通,您不覺得您有義務提供一個平衡的曆史觀——在批判老國民黨的同時,提醒前殖民者:日本人是“台灣人的悲哀”的一部分? 0 0 0
- 而民意的強權並不比政府的強權不危險。首先是民意本身的可疑及不可信賴。很大一部分的所謂民意由媒體形成。威權政府曾經是媒體的共同敵人,這個敵人沒有了,媒體在自由中很吊詭地成為自己的敵人:報紙老板以一己的政治立場控制言論,政治人物利用媒體操縱輿論,電視唯利是圖不設下限地自我庸俗化,媒體記者因素質不夠而提供半真半假的訊息,因判斷力不足而做出誇大或偏頗的評論。民意的形成過程中有太多太多操縱作假的空間,此其一。 而民意即使是真實的,卻絕對未必是對的,此其二。 0 0 0
- 年輕時發生在我們身上使我們一夜之間突然長大的那些事情,不管願不願意,在發生的那一刻即已成為我們自己的一部分。日後在我們以為早已擺脫或相忘的時候,它就在我們最漫不經心的一瞥中突然湧現,竟然已經成為我們看出去的眼瞳。 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