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其去遠方投靠並不存在的自由，不如就地發覺熱愛的小說、音樂和小妹妹的笑容。 0 0 0
- 但凡見過地獄的人，就知道世間有言語無法形容的虛無，人的感情有不能承受的界限。 0 0 0
- 因為按照自己的學術良心與知識修養說真話，乃是一切知識分子都該共同享有共同認定的根本品格。我們可以不同意一位學者的某些言論，不贊成他的既定立場。可是我們必須尊重他對著權力說出自己相信的真話的勇氣和尊嚴。 做人也當如此吧？ 0 0 0
- 幸福的人都沉默，從不比較，若與人相比，永遠只會覺得自己處境悲涼。 0 0 0
- 南方朔在其專欄就指出了要反的其實不是日本，而是罪惡。 0 0 0
- 只有一種情況能使評論不朽，那就是評論的那些老是重複出現。 0 0 0
- 任何幽默感都來源于寬容。 0 0 0
- 台灣著名評論家楊照曾經在《10年後的台灣》中說過一段令人感傷的話：“……我清楚記得，自己年少時候，被美麗島事件與軍法大審震駭，領受到那股曆史性的悲劇感。國民黨威權體制像只怪獸，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運動者。……我從來不曾自認是 個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卻悲劇性地預見：等時機到了，我這一輩的人會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與猶豫。去站在怪獸前面，被無所不在的極權系統監視、追捕、入獄。” 0 0 0
- 我們習慣的正常其實不是惟一。 0 0 0
- 其實少數可以是一些不同的意見，不同的思考方式。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據多數決的原則下寬容少數，同情少數和保障少數；而非不斷在人群中挑出少數甚至制造少數派，再把他們變成打擊對象。不假思索地將“極少數”和”壞分子“聯結起來，會起到使大腦遲鈍、令焦點模糊的作用。 0 0 0
- 當然，我們還可以相信自己；只不過，一個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會還能叫做社會嗎？ 0 0 0
- 曾幾何時，中國的主導意識形態充滿了一種崇高美學，標榜超乎常人的理想、道德與激情，大家不只要學雷鋒“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甚至還胸懷改變全世界的大志。 然後到了上世紀90年代，英雄的傳說變成專供調侃的笑話，崇高的價值變成空大的假話。很多人開始覺得敢于承認自己卑微自私甚至無賴的人物才是英雄。 0 0 0
- 如果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現實，那麼現實的屹立不變就是對它最大的嘲諷了。任何有良心的評論家都該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總有現實意義，那是種悲哀。 0 0 0
- 時事評論不只是批評時局里的種種弊端，往往還是種策論，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觀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這種文章寫得多了，會漸漸習慣穿上當權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與批判的距離。 中國文人更有當國師的傳統欲望，尤其容易養成這種不把自我當回事的“大局觀”，有時還不限于策論，更要主動充當政府發言人，替官撫民。 0 0 0
- 「深入挖掘了人類的“怨恨”（ressentiment）心理，他的說法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現代中國的阿Q心態。依照舍勒，怨恨是一種對他人不滿的情緒反應，這種情緒是種潛藏心中隱忍未發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個人的正常心智與價值觀。所以要隱忍不發，是因為有這種情緒的人根本沒有發泄報複的能力。這種怨恨的由來有二，一是受到他人的侮辱，二是嫉妒他人擁有的東西，覺得那東西本該為己所有。可是他人的地位比自己高，實力比自己強；我不只沒法搶奪他擁有的一切，沒法改變我和他的差距，甚至連對之發作都不敢。這時就會出現“價值位移”（value shifts）的現象了，意思是顛倒價值常規，把自己得不到的說成是不好的 ...」 0 0 0
- 當一個人已經腐化而侮辱了他思想的純潔，從而宣揚他自己不相信的東西，他已經准備好犯其他任何的罪行。 0 0 0
- 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據多數決的原則下寬容少數，同情少數和保障少數。 0 0 0
-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閻教授總不願“正面響應”那些青年的理由。我只知道這是一個急躁而喧囂的時代，我們就像住在一個鬧騰騰的房子里，每一個人都放大了喉嚨喊叫。為了讓他們聽到我說的話，我只好比他們還大聲。于是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別人到底在講什麼。 也許我們乖得太久了，不想再當個只能聽話的傻孩子，所以我們現在都有話要說。周遭如此喧嘩，我必須用盡心思把文章的標題起得聳動一點，讓我發言的姿態張狂一點。 0 0 0
- 這種民族主義就是學者劉擎所說的“雪恥型民族主義”，它來源自一連串的“國恥”和創傷記憶，是百年來無數的苦痛塑造出“中國一定要強大”的民族凝聚驅動力，其最具體的日常表現就在中國人很愛掛在嘴上的“中國不會再讓人欺負”。念茲在茲地嘮叨“欺負”與“被欺負”，是因為現今中國社會的集體記憶里有著太多消散不去的創傷經驗，猶如受傷的童年記憶陰影般纏繞終身。總是被這樣的夢魘折磨，怎麼會有健康平和的心態呢？ 0 0 0
- 我不能不想起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的那個著名譬喻，他說：一個有人性的歐洲人要是知道中華帝國發生了一場大地震，或許會感到傷慟，並且沉思當中的悲劇意義；可是過不了多久，他就會回到日常的生活。亞當•斯密的意思是人類在理性上會接受一套普世的價值，但是在感情上卻會受限于具體時空的制約，所以我們應該學習發展自己感情上的道德想象力，要能同情共感地體會他人面對的處境。 0 0 0
- 怨恨是一種對他人不滿的情緒反應，這種情緒是種潛藏心中隱忍未發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個人的正常心智與價值觀。所以要隱忍不發，是因為有這種情緒的人根本沒有發泄報複的能力。 0 0 0
- 有人說：幸福的人都沉默。百思不得其解，問一友人，對方淡然自若地答：因為幸福從不比較，若與人相比，只會覺得自己處境悲涼。 0 0 0
- 我們不應該抽象的要求他們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而要從他們的職位和權能里推導出一組特定的道德規則：我們不能說官員的地位高所以品德也一定要高；我們該說因為官員占有特別的職位權能，和公眾有特別的權責關系，所以才要有相應的倫理信條。簡單的講，從政者該遵守從政的專業倫理。如果一個官員破壞了這套專業倫理，他不只對不起她的職位權能，更會傷及公眾利益。這才是我們應該睜大眼睛盯清楚的。 0 0 0
- 信奉加爾文主義的新教徒節儉克制是一種對財富使用要謹慎的表現，“美國夢”神話中老實工作的普通人形象則是一種獲取財富的手段要謹慎的表現。謹慎是明智切實的判斷能力，也是不誇張不過分的性情，最後它還是種令人欽佩的榮譽。使得資產階段終于可以在道德上勝過貴族的，不是繁複的文化儀式，而是這種憑借個人能力與勤勞致富的謹慎態度，是這種懂得恰當使用財富的謹慎品格。 0 0 0
- 這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信念，道德乃個人之事，政府不應為所有人設定生活的目的和方式，它不能規定我們的信仰和人生規劃，也不能限制我們要過怎樣的日子。市場經濟不需要恩惠和同情心做它的基礎，它根本就和這些道德無關。 公司為牟利而存在，這是一種社會體制；至于個人要不要行善，則是他自己的事。所謂有良心的資本家和有人性的資本主義，只不過是兩者之間的偶然碰撞，而非必然的因果結合。 0 0 0
- 編撰日本人歧視中國人的傳說，也可以看成是種自信心的欠缺。似乎得不到預期中的徹底道歉、真誠擁抱，我們就永遠無法停止這種近乎自虐的荒謬行為。從中日兩國的複雜曆史看來，這種自虐的心理尚算正常。但是為什麼要捏造姚明不愛祖國的故事？又為什麼偏偏要選在這國難當前的時刻呢？能不能說它表達了我們對暴發名流的偏見，總是覺得他們會瞧不起草根百姓，于是希望他們用上很大的力氣去表現自己不忘本的良心呢？ 0 0 0
- 當中國官民不斷抗議施壓 要求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不要再去靖國神社參拜 當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六十周年紀念的那一天 日本民眾以破紀錄的人數前往靖國神社致祭————我們很自然地會想到 如果中國的老百姓想在這一天公開追悼在抗戰中死去的平民和軍人 他們會去哪里？他們能去哪里? 使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嗎 ？這尊最著名的碑石是中國最大型的紀念碑 沒有按照中國傳統面陽朝南 反而為了遷就觀眾向陰朝北 饒是如此 .. 0 0 0
- 經過反美、反日、反法甚至是反韓的風潮洗禮，內地不少青年學到的就是這種一代表多、多代表一的民族主義邏輯。當然這絕非中國的獨有產物，而是一種普世的現象。 這些“反x”運動就像一種集體的社會儀式，參與者在其中通過言詞和行動的反複操演，可以從實踐中習得這種極度簡化的思考方式與想象力，把個別的東西和意見迅速地無限上綱成玄而又玄的“國家”或者“民族”的代表。而且這還是一種必將反向操作的實踐。 0 0 0
- 反對全球化的活動家，質疑市場經濟的評論家和傳統左翼，通常對超級富豪們都沒什麼好話，尤其是對世界首富比爾·蓋茨與世界第二有錢的威廉·巴菲特，前者是很多人心目中計算機時代的柯斷魔王，後者則是用錢滾錢的“股神”。關于他們的攻擊和控訴可謂無日無之，直到最近。 6 月26日，蓋茨及其夫人梅琳達在紐約公共圖書館舉行的一場儀式上，正式接過了巴菲特捐出的370億美元資產，人類史上最大的一筆慈善捐贈。 0 0 0
- 我還想起許多同行前輩的教誨，評論時政要“該叫好的叫好，該批評的批評；政府做得不好，固然要批評；政府做得對，就應不吝稱贊”。我了解言者諄諄的苦心，也明白客觀中肯的重要。然而，我還是沒辦法去贊美什麼，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從來都錯；而是因為這句勸告實在不適用于擁權者身上：對著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責罵，還要適度地表揚；可是我們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權貴和官員都當成小孩呢？他們不會脆弱到稀罕掌聲的地步吧。 0 0 0
- 梁文道
01970年12月26日生于香港。由于12月26日這一天在西方傳統里被認為是“禮物節”，好打開于聖誕節所收到的禮物，所以梁文道自認是上帝送給人間的禮物4個月大，他就去了台灣做其小留學生，直至中學生三年級因破壞學校建築，並有黑社會少年接班人的嫌疑而被趕出校門為止。他身份多重，包括電視主持、文化評論人、知識分子、教書人及廣播人等。其在鳳凰衛視所做節目《開卷八分鍾》、《文道非常道》等廣受歡迎。
梁文道曾說，他最喜歡熱愛的城市就是香港。而梁文道在香港出生後不久，因家庭當時經濟情況因素，父母不得不將他送到台灣爺爺奶奶家照顧，中學時在台灣接受教育，15歲時才回到香港父母家，情況卻又倒轉過來，令他開始認識到兩岸社會政治的沖突所在。游走于兩岸三地之間，因此梁文道的文章多分析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社會動態。
- 《常識》[40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