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長在一個不算貧窮但也不很富裕的家庭。為了能夠偶爾享受一下奢侈，我們家每天必須精打細算地過日子。我父親是一個雜貨商，這一家庭背景也常被引用來作為我的經濟哲學的基礎。事實確實如此——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但是，他的原始哲學並不只是包括以星期為單位來量入為出地過日子。我父親不光是一個無視的人，還是一個講究理論的人。他喜歡把我們位于街角的雜貨店的生意與複雜得多的國際貿易聯系起來；而正是國際貿易雇傭了世界各地的人們，從而能夠確保位于英國格蘭瑟姆小鎮的一個家庭的餐桌上擺有來自印度的大米、肯尼亞的咖啡、西印度群島的糖和產自五大洲的調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