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所有的人都能夠識別自己在性別、黨派、種族、民族方面的差別,但是我們卻傾向于根據自己所接觸的少數人對其他群體進行概括,將他們所有的人都視為一類。這種習慣在很久以前就開始了。社會心理學家瑪麗萊恩·布魯爾曾經對定型的性質進行過多年的研究,她曾經報告她的女兒從幼兒園回來後抱怨“男孩們都很愛哭”。這個孩子的證據是她曾經看見過兩個男孩第一天離家時哭個不停。當時已經是一位科學家的布魯爾問道,是不是女孩子中間沒有人哭。“噢,也哭,”她的女兒答道,“但只是有些女孩會哭。我就沒有哭。” 0 0 0
- 對別人的傷害越深,越需要進行自我辯護,這樣便可以維護我們的面子和自我價值。由于那些受害者是罪有應得的,所以在傷害了他們之後我們會更加憎恨他們,這樣便會導致我們對他們的傷害變本加厲。 0 0 0
- “我們”的某些類別對我們身份的認同更為重要:性別、性征、宗教、政治傾向、種族、民族。如果感受不到自己從屬于某個會賦予我們生命意義、身份認同、目標導向的群體,我們便會感到自己就像松散地漂浮在茫茫宇宙中的石雕,而這種感覺是難以容忍的。因此,我們會努力維系這種從屬關系。 0 0 0
- 墮落的警察一定會給公眾帶來危險,而那些正直的、不想讓無辜者入獄的警察,同樣會對公眾不利。從某種意義上講,誠實的警察甚至比腐敗的警察更危險,因為誠實的警察總會面對更多、更難偵破的案子。問題是,一旦他們認定某個人是嫌疑人,他們就會認定這個嫌疑人不可能是清白無辜的。因此,他們會想方設法證實最初的判斷,並且認為自己所使用的破案技術非常合理,他們相信只有罪犯才會在這樣的技術前原形畢露。 0 0 0
- 問題是,當敘事成為自我辯護的主要來源時,一旦敘事者為錯誤和失敗尋找依據,記憶便會為其所用。 0 0 0
- 我們固然擁有智力和深厚的情感這些人類的特性,但是它們也會變得麻木,它們就像哭鬧的嬰兒,並不知道喜愛、羞愧、悲傷或悔恨的含義。 0 0 0
- 記憶創造了我們的故事,同時我們的故事也創造了我們的記憶。 0 0 0
- 當自信的品質不是產生于謙虛和對失誤的寬容時,人們便很容易從健康的自信心變為盲目自大。 0 0 0
- 從本質上講, 科學是制約傲慢的一種方式。 0 0 0
- 人們為了維護自己最初決定的正確性,可能會走向自我毀滅的泥潭。他們可能會更粗暴地對待自己所傷害過的人,因為他們會堅信自己的受害者是罪有應得。他們會堅持自己工作中一些過時甚至有害的做法。他們會支持虐待者和暴君,因為他們覺得這些人和自己都站在正義的一邊。 極端的異教徒可能會有一種消滅自己對立面的沖動,因為他們幾乎不存在心理失調的問題。 0 0 0
- “現實是,”她寫道,“我過著獨身生活,並不是因為我的政治主張,而是因為我不知道如何與另外一個人很好地相處。我幾乎一直在折磨每一位曾經愛過我的男士,直到他們離開我。只要遇到事情,我就會給他們打電話,絕不會放過任何蛛絲馬跡,而且每次我都會用雙方都很討厭的方式讓他們做出解釋。當然我說的這些事情也並非毫無根據,但是不論其中有多少道理,都不應當成為愛情的絆腳石。” 0 0 0
- 進化論心理學家主張,民族優越感(認為我們自己的文化、民族或宗教是最優秀的)通過強化我們與初級社會群體的聯系從而使我們得以生存,並促使我們心甘情願地為他們工作、戰斗,甚至付出生命。當天下太平的時候,人們會對其他文化和宗教相當寬容。甚至會對異性也相當寬容。但是,一旦人們感到憤怒、焦慮或者受到威脅,他們預設的立場就會激活固有的盲點。我們固然擁有智力和深厚的情感這些人類的特性,但是它們也會變得麻木,它們就像哭鬧的嬰兒,並不知道喜愛、羞愧、悲傷或悔恨的含義。 0 0 0
- 因此,萊德技術本身就是一種閉環思維:你是如何知道嫌疑人有罪的?因為他神經質、額頭冒汗(或過于自控),因為他沒有直視我的眼睛(假如他想直視我的眼睛,我也不會允許),因此我們用萊德技術審訊了他12個小時,最後他招供了。因為無辜的人從來不會招供,所以,他招供就證實了我的想法:神經質、額頭冒汗(或過于自控)或直視我的眼睛(或不這樣)都是有罪的標志。按照這種邏輯,偵查人員會犯的唯一的錯誤,就是無法通過審訊獲取嫌疑人的招供。 0 0 0
- 一旦持有偏見,就像持有某種政治理念一樣,人們很難輕易排除它;即便是一些無可辯駁的證據對其核心理由進行了否定,也是枉然。不僅如此,人們還會想出另外的理由來維護自己的看法或者行為方式。 0 0 0
- 人們可以忠誠于自己的民族、宗教、政黨、配偶以及家庭;然而,對他們的一些不適宜、被誤導、不道德的行為或者政策提出反對意見,並不意味著對他們不忠誠。 0 0 0
- 當錯誤還只是一粒種子的時候便能夠認識到它並加以改正,總比讓它長成根深葉茂的大樹要好得多。 0 0 0
- 有多少爭論是從人們氣急敗壞地說出的“但… …,那又該如何解釋呢?”這句話開始的呢?當你試圖描述任何一方的殘暴行為時,總會有人提出反駁:“但對方也做過一些殘暴的事情,那又該如何解釋呢?” 我們完全能夠理解受害者的報複心理。但是報複往往會導致最初的加害者減少自己的罪惡感並低估自身行為的傷害程度,同時也會令受害者覺醒,從而使整個事件陷入無休止的壓迫與複仇的循環里。 0 0 0
- “我們的制度罩有完美的光環,絕對不會給那些無辜者定罪”,前任檢察官貝納特·格胥曼說。這種肯定的看法使警官、偵查人員和檢察官心里很踏實,他們不用擔心冤枉好人。雖然司法人員有必要內心踏實,但司法公正的敵人或許並非自我懷疑,而是過度自信。 0 0 0
- 在基斯·戴維斯和愛德華·瓊斯所進行的一項實驗中,一些學生觀察了另一位學生接受訪問的情況,在實驗者的要求下,他們不得不告訴另外一位學生自己認為所觀察的人很膚淺、不值得信賴,而且單調乏味。做出這一令人難以接受的評價的結果是,實驗對象成功地讓自己相信那個受害者應當受到自己的批評,而且他們還發現那個人不如受到傷害之前那麼有吸引力了。盡管事實上實驗對象很清楚,那個人並沒有做出什麼該受指責的事情,而自己傷害他不過是按照實驗者的要求去做,但是他們的心理仍然發生了變化。 0 0 0
- 但是,面對著截然相反的全新的證據時,你又為何相信自己對這個人的判決是正確的呢?這是因為你堅信自己的判斷,認為新證據是有問題的。瞧瞧,他就是一個壞蛋,即便他沒有犯這項罪,也一定犯了其他罪。相反,假如你認為是自己讓一個清白無辜的人在監獄里呆了15年,這就與你對自己能力的評價相矛盾——你認為自己是個有能力的人,完全能夠突破各種心理誤區以確保自己不犯類似的錯誤。 0 0 0
- 當我們理解了偏見是進行自我辯護的工具時,便更加容易理解為什麼某些偏見很難根除:這些偏見可以讓人們為自己最重要的社會認同(包括種族、宗教、性別)進行辯護,減少因“我是一個正直的人”和“我的確討厭那些人”不一致所引起的失調。 0 0 0
- 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中,外科醫生理查德·弗里德曼曾經非常成功地概括了勇于承擔後果的困難和收獲:“像所有的醫生一樣,我的職業生涯中充滿了錯誤。”在一次治療中,他忽視了患者可能出現的藥物反應,導致患者死亡。“不用問,這次失誤搞得我幾乎發瘋。我不清楚問題出在哪里,但是我清楚這的確是自己的責任,所以我向家屬如實奉告並道歉。他們最初感到震驚和氣憤,並很自然地向我和醫院發難,但是最終他們認為這是一次真誠的賠禮道歉,也不再追究相應的法律責任。大部分患者能夠原諒技術上的失誤,而不能原諒良心上的錯誤。” 0 0 0
- 大多數人會投入大量的心理能量來維持他們的偏見,而不是去改變它,他們的做法往往是將不利的證據作為“規律的例外”加以排除。 0 0 0
- 偏見成了產生民族優越感的動力。它蟄伏在那里,打著盹兒,直到民族優越感將它喚醒、起來作惡,為我們這些“好人”偶爾做的壞事進行辯護。 0 0 0
- 如果我們犯了錯誤,記憶會幫助我們將自己的錯誤轉嫁到別人身上,既便自己當時在場,也不過是無辜的旁觀者而已。 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