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生活中,我們需要一些愛唱反調的人,需要一些願意戳破自我辯護吹出的保護泡沫,並且能夠在我們偏離現實太遠時及時將我們拉回的批評者。 0 0 0
- 為了避免直接觀察中存在的偏差,科學家們設置了對照組:對照組里的這些人沒有接受新的治療方法,沒有服用新的藥物。大多數人都能理解在檢驗一些藥物效用時設置對照組的重要性,因為如果沒有對照組,你便不能說明人們出現的積極反應是由于藥物的作用,還是源于某種安慰劑效應(對藥物的普遍期待有助于病人康複)。例如,對某些抱怨性方面存在問題的女性研究發現,41%的人報告說她們服用了藥物萬艾可後重新煥發了性活力,然而43%的婦女在服用了糖片後也說自己重新煥發了性活力。(這項研究結果表明:當人們處于性興奮的時候,涉及最多的器官是大腦。) 0 0 0
- 在敘述自己的曆史時,無論是個人層面的加害者還是國家層面的加害者,都會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他們會認為:這些行為是由對方引起的,他們自身的行為是明智的而且是有意義的;如果他們做錯了或者走得太遠,至少從長遠來看是最好的選擇,而且這一切都已經成為了過去。在敘述同樣的一段曆史時,受害者則往往將加害者的行為描繪成肆意妄為、毫無意義,或者說他們是在蓄意作惡、十分殘忍;而他們自己的報複行為則十分恰當、符合道義。在他們看來,事情本身也不會向最好的方向發展,而且事實上一切都變得更糟,他們至今仍然對當初所發生的事情感到十分惱火。 0 0 0
- 但是有證據表明,在酒醉的時候,人們會更容易暴露出自己的偏見,不會首先想到要掩飾這些態度。因此,當人們在道歉時說出“我的確不相信自己會那樣講,我太疲勞了(太擔心了/太惱火了/醉得太厲害了)”,或者像阿爾·坎帕尼斯所說的“被暗算了”,那麼我們就可以相當有把握地確定,他們的確是那樣認為的。 0 0 0
- 的確如此,過去的自我好像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當人們改變了宗教信仰、曆經了一場災難、遭受了癌症的折磨、或者從毒癮中擺脫出來的時候,他們經常感受到這種改變。他們會說,過去的自己並非“自己”。對于那些經曆過這種變化的人而言,記憶通過改變他們的觀點,來幫助他們克服“過去的自己”和“當下的自己”的不一致性。 0 0 0
- 假如你是一個士兵,在搏斗中殺死了一個全副武裝的敵人,你會有負罪感嗎?可能不會。這種經曆可能是不愉快的,但也不會產生失調,不需要太多的自我辯護,“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我殺死了一個敵人……我們必須勝利……我們別無選擇”。但設想一下,你正在執行一項爆破任務,這個屋子里藏有敵人和軍隊,你和戰友們夷平了這個地方,事後才發現那個房子里只有老人、婦女和孩子。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的士兵會努力尋找借口進行自我辯護,以減少殺害無辜平民造成的失調,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種方式就是詆毀和辱罵,“蠢蛋,他們本不應該躲在那里……或許他們在幫助敵軍……所有這些人都是下等人”。 0 0 0
- 如果足夠堅強、足夠富有,或者有足夠多的與警察交往的經驗可以讓警察相信你是無辜的,你就會說出7個帶有魔力的字:“我需要辯護律師。”但是許多人認為如果自己是無辜的,就不需要律師。他們相信警察不會對他們撒謊,如果聽到有某項用以指控他們的證據,他們會非常吃驚,而且也無法對此做出解釋。那就是該死的證據——他們的指紋!萊德技術聲稱審訊過程中,那些無辜的人都有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這種本能將會推翻審訊人員的所有質問,但是對一些脆弱的人而言,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比自我保護更為重要。 0 0 0
- 諾曼·斯戴姆是西雅圖警察局前任首席警官,有著35年的警察工作經驗,他寫道:現在美國仍然沒有足夠的警力,警察已經不再假公濟私、偽造證據或搶劫以及敲詐毒品販賣者。偽造證據和撒謊時最常用的辯護形式是,手段因結果而合理。一位警官對莫倫委員會的調查人員說,他在做“上帝的工作”;另一位警官則說,“如果我們想要抓到這些家伙,就讓憲法見鬼去吧。”一位警官因偽證罪而被捕時,竟然難以置信地問道:“我那樣做有什麼錯嗎?他們可是罪犯。” 0 0 0
- 《刑事審訊與供述》對此說得再清楚不過:“調查人員只有在有足夠理由確信嫌疑人有罪時,才可以進行審訊。”這種態度很危險,一旦調查人員“有足夠的理由確信”,嫌疑人就很難消除調查人員心中的這種念頭。相反,嫌疑人的所作所為都被視為撒謊、否認、避開事實真相的證據,其中也包括反複澄清自己清白的陳述。審訊人員們被明確無誤地教導要這樣思考。他們被告知要采取的態度是“不要撒謊,我們知道你有罪”,因此他們拒絕承認嫌疑人的辯解。 0 0 0
- 在更為漫長的生命曆程中,許多人會這樣做:將自己的生活經曆在記憶中變得比實際情況更差,以便從認知上對自己所取得的進步加以扭曲,從而感到自己目前的狀態更好。當然,所有的人都會漸漸長大、成熟起來。但是,一般而言,我們所取得的進步並不像自己所認為的那樣多。記憶偏差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每個人都會感到自己改變了許多,而我們的朋友、敵人和愛人卻依然如故。當我們在中學同學聚會時遇到哈里的時候,哈里向我們講述著畢業後他所取得的進步,我們不住地點頭並在心里默默念叨:“你不還是那個哈里嗎?只不過是胖了些,更坦率了些而已。” 0 0 0
- 這種循環虐待的假設,來自于她所看過的一些案件:那些被捕入獄或者接受治療的虐待子女的父母,說他們小時候也被父母拷打或者受到了性虐待。 然而,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忽略了一些事實:有些小時候受過虐待的父母並沒有虐待自己的孩子,只是他們沒有被社會工作者和心理醫生們發現罷了,因為他們沒有進監獄或接受治療。 一些進行縱向研究的心理學家對兒童進行追蹤研究發現:幼時遭受虐待和長大後虐待子女之間有一定的關系,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約70%的人)不會重複其父母的虐待行為。如果你正在為那些深受父母虐待之苦的兒童或者虐待子女的父母進行治療,這一信息或許和你無關。而如果你是站在父母是否應該被剝奪監護權的立場上,那麼這一信息關系重大。 0 0 0
- 人們對和諧一致的需要具有如此強大的力量,以至于當他們被迫面對負面的證據時,總會尋找對其進行批評、歪曲或者清除的方式,從而使原有的看法得以維持甚至強化。 0 0 0
- 當我們還沒有察覺的時候,錯誤已經在慢慢逼近。 0 0 0
- 在50多年前出版的名著《偏見的本質》一書中,社會心理學家戈登·奧爾波特描述了一個持有偏見的人在面對與其看法相矛盾的證據時所做出的反應的特征: X先生:猶太人的麻煩在于他們只是關心自己的團體。 Y先生:但是從社區捐助活動的記錄來看,他們是比較慷慨的。與非猶太人相比,這些猶太人在社區慈善事業中顯得更為慷慨,他們捐助的數額遠多于他們的人口數量。 X先生:這表明他們總是邀寵,而且總是干預教會事務。除了金錢以外,他們什麼都不在乎。所以會有那麼多的猶太人銀行家。 Y先生:但最近一項研究表明,從事銀行業的猶太人是微不足道的,其比例遠遠低于非猶太人。 X先生:的確如此,他們不會去從事那些受人尊敬的行業。他們只會去搞電影業,或者經營夜總會。 0 0 0
- 大多數人希望相信政府的所作所為是為了國家利益,希望相信政府知道自己在干什麼,也希望相信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因此,假如我們的政府宣布虐囚行為是為了打擊恐怖主義,大多數民眾便會贊同政府的做法。然而,長此以往,整個民族的道德狀況會逐漸惡化。民眾邁出了同意虐待犯人這一小步,實質上是踏上了良心泯滅、欲罷不能的不歸路。通過否認自己的政府做出了不道德和非法的行為來減少失調,不加鑒別的愛國主義會令人們從金字塔頂層向下滑落。 0 0 0
- 每一樁婚姻都是一個故事,像所有的故事一樣,人們對它的知覺和記憶會存在偏差,因為每個人的知覺和記憶會受到個人立場的影響。 0 0 0
- 在正常條件下,實驗對象可以成功地控制自己的負面情緒,但是一旦他們發怒、遇到挫折或者自尊心受到刺激,他們就會毫不掩飾地表現出他們的偏見,因為現在他們可以為此辯護:“我並不是一個持有偏見的人,但是他羞辱了我!” 0 0 0
- 人們傾向于認為,作為聰明而且具有理性的個體,他們清楚自己為什麼要做出選擇。因此,當你要向他們指出其行為的真實理由時,他們有時會感到不高興。 0 0 0
- 如果制度不能公正地運行,不能糾正自身的過錯,不能承認自身的過錯,而且不提供讓民眾來糾正其錯誤的機會,那麼這個制度就要被打破。 0 0 0
- 我們曾訪問過幾對結婚多年的夫婦,弗蘭克和黛伯拉也對這些夫妻充滿了贊賞。這些結婚多年的夫婦都說他們在婚姻生活中關系非常密切、彼此相愛。我們沒有問他們“保持婚姻長久的秘密是什麼”,因為他們並不知道其中的奧秘;他們只會說一些陳詞濫調,而這些對婚姻並沒有什麼指導作用,例如“我們從不生著氣睡覺”或者“我們一起分享打高爾夫球的樂趣”。(的確會有許多美滿的夫妻生著氣睡覺,但這是因為他們在很累的時候不願意爭吵;也的確有一些夫妻並不分享彼此的嗜好和興趣,但他們卻很恩愛。)我們詢問他們的問題是:多年來他們如何有效地減少了“我愛這個人”和“這個人做的一些事情讓我很惱火”之間的矛盾所引起的心理失調。 0 0 0
- 我們都可能相信過那些會被證明是錯誤的事情,並且,當它們最終被證實是錯誤的時候,我們仍會不顧一切地歪曲事實以表明自己是正確的。我們會合理化地將這一過程無限地持續下去:唯一能夠對它做出的檢驗是,某種錯誤的信念遲早會被鐵一般的事實所擊碎,而這一切往往發生在戰場上。 0 0 0
- 去教育一個固執己見的人,就像讓光線去照射瞳孔——它會自動縮小。 0 0 0
- 到最後,當許多受害者有機會來表達他們的痛苦和憤怒(尤其是那些加害者已經封存或者遺忘的事情)時,加害者便會感到困惑。毫無疑問,大多數加害者都認為受害者的憤怒是過激的反應,但是很少有受害者這麼認為。受害者會想:“過激反應?在說出這樣的話之前我已經反複思考很長時間了,我認為這樣的反應力度還遠遠不夠!” 0 0 0
- 通過歪曲自己的記憶,這些人“通過修正他們曾經的經曆,來獲得自己渴望的東西”,他們渴望的是將現在的生活(無論有多麼單調和平庸),變成戰勝了災禍的令人驚羨的成功。受到虐待的記憶也可以幫助他們解釋“我是個聰明、能干的人”和“我的生活現在一團糟”之間的不一致,幫助他們選擇一種可以讓他們感覺良好並轉嫁責任的解釋:“我的生活一團糟並不是我的錯,看看他們對我做了多麼可怕的事情。” 0 0 0
- 即便是最為殘忍的人,也認定自己是個好人。 0 0 0
- 經過了長達幾個小時的審訊之後,嫌疑人們早已經精疲力竭了,他們心里只想要回家,而承認審訊人員替他們准備好的解釋是唯一可能的途徑,于是他們便招供了。通常,審訊人員所施加的壓力一旦消除,嫌疑人便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覺。一覺醒來,他(她)便會馬上否認自己的供詞。然而,一切都太晚了。 0 0 0
- 假如人們所生活的環境可能會令他們輕易受到處罰、公開地受辱,或者因講過一些帶有某種“主義”的話而被解雇,那麼除了可靠的、志趣相投的人,人們甯可將這些話深埋心底。然而,正如需要付出心理上的努力來維持偏見免受沖突信息的損害,人們也需要付出心理上的努力來壓抑那些負面情感。 0 0 0
- 恢複記憶不像回收文件或重放磁帶,它就像讓人們觀看幾個不相干的電影鏡頭,然後讓他們指出余下可能的情節。我們可能會采取生搬硬套的方式再現詩歌、玩笑或者其他信息,但是當我們對複雜的信息進行回憶時,我們會對其進行加工,以便與故事情節相吻合。 由于記憶是可以重新建構的,它很容易被虛構。 0 0 0
- 幸福的夫妻總是對另一方的猜疑做出善意的解釋,然而不幸福的夫妻所做的卻恰恰相反。如果對方做了一件出色的事情,他們便會認為是由于臨時的意外或當時情境所迫:“嗯,他的確給我送了花,但不過是因為他辦公室里其他所有人都給自己的妻子送了花。”如果對方做了一件自私或讓人惱火的事情,他們便認為是對方的人格缺陷造成的:“她沖我大吼,是因為她是個潑婦。” 0 0 0
- 一旦做出了選擇,我們便會想盡一切辦法來支持自己的決定。 0 0 0
- 因此,對于那些生活在北部和西部的美國人而言,他們所知道的南北戰爭是一段古老的曆史,他們英勇的聯邦軍隊迫使南方勢力放棄了罪惡的奴隸制度,北方人打敗了叛國者傑弗遜·戴維斯,使得這個國家維持了統一。(北方人掩蓋了自己作為奴隸制度中的加害者和教唆者的罪惡。)但是大多數居住在南方的白人們,講述的卻是一個不同的故事,其中有一種說法一直流傳至今。我們英勇的邦聯軍隊其實是貪婪粗暴的北方人的犧牲品,他們擊敗了我們偉大的領袖傑弗遜·戴維斯,摧毀了我們的城市和傳統,而且仍然試圖破壞我們的國家權利。我們南方人與你們所譴責的美國佬之間沒有任何聯系,我們將繼續維護我們聯合政府的旗幟,這就是我們的曆史,謝謝! 0 0 0
- 艾略特多年前遷居到明尼阿波利斯在明尼蘇達大學任教的時候,一位鄰居對他說,“你是猶太人嗎?但你看起來好得多,相比于……” 他停住了。“相比于什麼?”他問道。 “相比于我所預期的。”她吞吞吐吐地補充道。 通過承認艾略特與她所持有的定型不相吻合這種方式,在維持了自己對所有猶太人的基本定型的同時,她又能感到自己是心胸寬廣或寬宏大量的。在她看來,她的說法甚至對他是一種贊美:他是如此之好,勝過了他所有的那些同類。 0 0 0
- 當面對這一切的時候,你應當檢查一下自己那些可怕記憶。你或許忘記了自己所做過的可能令自己感到惱火的事,相反,我們對自己所講的故事信心十足,不想看到聽眾持有異議或者相反的證據。也就是說,我們並不希望對自己的記憶進行詳細檢查以確保其准確無誤。 0 0 0
- 我們在瑟堡——阿弗爾地區的登陸沒有取得一個理想的立足點,我已下令部隊撤退。我所做出的在這個時間和地點發動攻擊的決策,依據的是所能夠獲得的最佳信息。我們的軍隊,包括空軍和海軍都已經勇敢而忠誠地履行了他們的職責。假如還有任何有關這次攻擊的指責,或者這次攻擊中還存在任何過失,都由我個人來承擔。 0 0 0
- 不管痛苦有多深,最終它都會告訴我們一些非常重要的東西,都能讓我們洞察並接受自我。 0 0 0
- 幸福的夫婦原諒對方就像原諒自己一樣,他們把對方的錯誤歸因于當時的情景以便諒解對方。一旦對方做了一件深思熟慮而又充滿愛意的事情,他們就會相互贊美。如果其中一方心不在焉或心情不好,另一方往往認為這是事情本身造成的,不是對方的錯:“可憐的家伙,他現在頂著很多壓力”;“她沖我大喊,我能理解;這些天來,她的背一直疼痛難忍”。如果一方做了一件特別出色的事情,另一方則會誇獎對方人品和性格好:“我的愛人會毫無理由地給我送花。”妻子也許會說:“他是世上最愛我的人。” 0 0 0
- 生氣反映了問題還有希望得以矯正。如果希望破滅了,就只會留下憎恨和蔑視,蔑視是無望的信號。 0 0 0
- 如果嫌疑人與受害者或目擊者的描述恰好相符,或者與數據推理相一致,那麼一開始便很容易推定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我們都知道謀殺案的動機不外乎感情和金錢兩種東西。因此,在絕大多數謀殺案中,最可疑的凶手就是被害人的情人、配偶、前配偶、親戚、遺囑或保險等的受益人。 0 0 0
- 錯誤的記憶會讓我們原諒自己,並為自己的錯誤進行辯護,但有時候這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失去對我們的生活負責的能力。 0 0 0
- 一條狗可能會因被逮到在地毯上撒尿而表現出懊悔,但它決不會思考如何為自己的錯誤行為辯護。 0 0 0
-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在有意識地撒謊去欺騙他人和無意識地自我辯護以欺騙自己之間,存在著一個令人著迷的灰色地帶,這個地帶是由記憶這個不可靠的、自利的曆史記錄者來掌控的。記憶往往會受到自我助長偏見的整飾與影響,這種偏見會使得過往事件的邊緣變得模糊,讓罪過變輕,令真實發生的一切出現扭曲。 0 0 0
- 一旦我們跨越了這些底線,我們便會為那些確認是“錯誤的行為”進行辯護,這樣我們就可以繼續將自己視為誠實的人,而不是罪犯或者竊賊。 0 0 0
- 當然,實際上除了最終所下的賭注之外,任何事情都不會發生改變。假如事情已經覆水難收,人們會更加確信自己剛剛做過的事情是正確的。 0 0 0
- 我們假定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人都會同我們一樣來看待事物。假如他們不贊同我們的看法,顯然就意味著他們沒有對事物清晰地加以感知。 幼稚的現實主義制造了一種邏輯混亂,因為它做出了兩點預設: 其一,那些思想開放、公正的人應該贊同理性的看法; 其二,我所持有的看法一定是理性的,否則我便不會持有這些看法。 因此,只要我能夠讓自己的對手坐下來傾聽我的看法,我就可以告訴他們事情的本來面目,這樣他們便會贊同我的看法。假如他們不贊同我的看法,一定是因為他們持有偏見。 0 0 0
- 沒有責任制衡的權力,在任何領域都是一種災難。 0 0 0
- 究竟誰才是受害者?這個問題的回答取決于你對曆史的反思程度。 0 0 0
- 當一位朋友犯了錯誤的時候,朋友仍然是朋友,錯誤仍然是錯誤。 0 0 0
- 人類的大腦天生具有視覺和心理上的盲點,其中最為狡黠的伎倆便是:它會賜予人們具有安慰作用的錯覺。 0 0 0
- 談到侮辱、不可原諒的過失和創傷以及無休止的爭吵,每個家庭都會有自己的故事。 0 0 0
- 警察往往對自己的判斷十分有把握,因為一般情況下,警方面對的都是那些有待證實的案件以及罪犯。但是,這種自信也會增加無辜者蒙冤的可能性,並會導致很快將其他嫌疑人排除在視野之外的情況。一旦這扇懷疑之門關上,他們便不會再去注意到那些嫌疑人。 0 0 0